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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的暴雨,冲刷出舒城九里墩农田下的青铜碎片,当地文物部门随即展开抢救性发掘。据参与考古的人员回忆,铜鼓座出土时侧卧在椁室东南角,表面覆盖着厚厚的淤泥,龙虎纹饰若隐若现。这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约12米,宽约8米,虽遭早期盗掘,仍出土了170件青铜器,包括鼎、簋、编钟等,多件器物带有铭文,为研究群舒历史提供了直接证据。
墓葬中的随葬品呈现鲜明的文化交融特征:既有群舒本土风格的青铜器,也有带有楚式云雷纹的器物。这种现象正是春秋时期江淮地区政治格局的缩影——群舒在吴楚两大强国的影响下,既保留本土特色,又吸收外来文化。在运输铜鼓座时,因器物沉重,工匠们特制木质托架,用数十匹马拉拽才运抵合肥,这段插曲也为文物增添了传奇色彩。
四、价值重光:青铜器里的春秋文明切片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的价值,早已超越器物本身,成为解码春秋历史的珍贵钥匙。从历史维度看,它不仅证实了群舒文化的存在,更通过龙虎纹饰与铭文,揭示了群舒与楚、徐等国的复杂关系。铭文中的“舒”“徐”“楚”字样,与《左传》中群舒“服于楚而亲于徐”的记载相互印证,为研究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提供了关键线索。
在艺术与科技层面,铜鼓座代表了春秋青铜工艺的巅峰。其造型打破西周以来的庄严范式,以雄浑气势与灵动纹饰开创审美新风。龙虎的高浮雕技法,通过深浅刻痕表现肌肉张力,使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分铸法与焊接技术的成熟运用,更展现出“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鼓在中国古代象征权力与秩序,从《诗经》“击鼓其镗”到《左传》“一鼓作气”,它始终是国家仪式与战争指挥的核心。龙虎纹四环铜鼓座虽出自群舒,却遵循中原礼乐制度,这种“形制趋同”现象,反映了春秋时期华夏文明圈的融合趋势。如今,它静静陈列在安徽博物院,青铜表面的铜绿如历史年轮,诉说着诸侯争霸的烽烟、工匠们的智慧,以及文明对永恒的不懈追求。
穿过展厅的玻璃幕墙,铜鼓座的身影与窗外的现代都市形成奇妙对话。这件曾见证群舒兴衰的重器,以沉默姿态向观者讲述着礼崩乐坏的大时代。它的纹路里藏着工匠的指纹,铭文中刻着跨越时空的密码,而67公斤的体量之下,是一个民族对器物、对历史、对文明的深沉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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