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元代蓝釉爵杯：釉色如天工，器型承古意的瓷中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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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杯出土于歙县桂林乡一座元代砖室墓。该墓坐北朝南，墓室长4.2米，宽2.8米，墓壁镶嵌有花卉纹砖雕，显示墓主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同出文物包括青白瓷碗、银簪、铜镜等，其中一枚“至元通宝”铜钱为断代提供了关键依据。考古人员发现，爵杯置于棺内东侧，与漆盒、瓷盏形成组合，推测为墓主生前饮酒用具。

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元代蓝釉器相比，这件爵杯具有鲜明特色。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蓝釉白龙纹梅瓶以纹饰繁复取胜，扬州博物馆藏蓝釉爵杯则造型粗犷。而安徽博物院藏品以“素面蓝釉”为特点，仅以凸弦纹装饰，更能凸显釉色本身的美感。这种简约风格与元代文人“尚质不尚文”的审美取向相契合，也反映了徽州地区“清雅脱俗”的文化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爵杯底部残留有三个支钉痕，呈三角形分布，每痕直径约0.8毫米。这表明其烧制时采用“覆烧法”，以支钉支撑杯身，避免釉面粘连匣钵。这种工艺在定窑白瓷中常见，但用于蓝釉器则极为罕见，反映了元代景德镇窑工对不同釉色烧制工艺的创新运用。

四、多维价值：蓝釉瓷中的历史密码

从工艺史角度看，这件爵杯代表了元代制瓷业的巅峰成就。其蓝釉“色如天青，光若镜明”，经x射线荧光分析，釉中氧化钴含量与波斯“苏麻离青”相近，证明元代已建立稳定的钴料进口渠道。高温蓝釉的成功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的传统格局，为明清青花、颜色釉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5年，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其进行热释光检测，确认烧制年代为1320-1340年，属元代中期制品，这一时间点恰与文献记载的“浮梁磁局”设立相吻合，暗示其可能为官府定制。

历史价值层面，爵杯为研究元代社会提供了实物佐证。元代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元史·舆服志》规定“庶人不得用瓷胎漆食器”，而蓝釉作为高档色釉，更属贵族专享。墓主虽非高官显贵，却能使用蓝釉爵杯，反映了元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下社会阶层的流动。此外，爵杯的造型延续了中原礼器传统，与同时期蒙古族的金银酒器形成对比，体现了元代“各从本俗”的文化政策。

艺术审美上，该爵杯展现了元代工匠对“极简主义”的探索。与宋代瓷器的含蓄内敛、明代瓷器的华丽繁复不同，元代蓝釉器以单色釉的纯粹之美取胜。这件爵杯的蓝釉“浓而不艳，深而不沉”，在光线变化中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色调，仿佛将万里晴空凝聚于方寸之间。这种对色彩本质的追求，与元代文人画“逸笔草草”的创作理念异曲同工，共同构成了元代艺术“重意轻形”的美学特征。

如今，当参观者驻足展柜前，总会被那抹穿越七百年的蓝色所吸引。它不像青花瓷那样喧嚣，却以沉静的力量诉说着元代的开放与包容——那是波斯钴料与景德镇瓷土的相遇，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对话，更是工匠智慧与自然之力的结晶。作为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蓝釉爵杯不仅是一件精美的文物，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元代社会生活、工艺技术与审美精神的大门。在LEd灯光的映照下，釉面的气泡与棕眼闪烁着微光，那是古代工匠留下的指纹，也是时间刻下的密码，等待着每一位观者去解读、去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