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何新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何新：思想孤峰与战略智囊的跨学科探索

一、何新的传奇人生轨迹

1．浙南童年与北上漂泊

1949年12月，何新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彼时的浙南小城，弥漫着新中国成立带来的蓬勃朝气与希望。苍南的街巷里，邻里间质朴的情谊、传统的民俗文化，构成了何新童年生活的底色。他在这片充满烟火气的土地上，度过了最初的五年时光。

家庭环境对何新早期性格的塑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资料中未详细提及家庭的具体情况，但可以想象，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的氛围，赋予了他坚韧、独立的性格特质。

五岁那年，因父母在北京工作，何新随他们迁居北京。这一关键转折，如同命运之笔，为他的人生勾勒出全新的画卷。初到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丰富的资源，吸引着年幼的何新。他穿梭在胡同里，感受着北方的风土人情，也在心中种下了求知的种子。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北京的图书馆成为了知识的宝库，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

2．北大荒知青岁月

1968年，何新作为知识青年，踏上了北大荒的土地，开启了长达九年的知青岁月。北大荒，这片广袤而又充满挑战的土地，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

在北大荒的日子里，何新体验了多种不同的身份。他曾是辛勤劳作的农民，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播种希望；也曾是技艺娴熟的铸工，在炽热的炉火旁，锤炼着金属，也锤炼着自己的意志。每一种身份的背后，都蕴含着他对生活的执着与对未来的期许。

然而，这段岁月并非一帆风顺。1970年和1973年，何新因写信反对江青张春桥的理论，两次成为“反革命”，遭受了批斗和牢狱之灾。但即便身处困境，他对知识的渴望也从未熄灭。1970年秋，他逃亡北京流浪了一年，只为能在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每天仅靠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维持生计，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大量历史着作、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黑格尔的着作等，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3．学术破格晋升之路

1979年，何新被推荐而破格录用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在教学过程中，他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教学方法，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和认可。

一年以后，何新调动到中国社科院。初到社科院，他先在科研局任秘书工作。在此期间，他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1年，他受聘担任着名历史学家黎澍的学术助手。这段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前沿的学术研究，也为他的学术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1982年以后，何新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凭借着卓越的学术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他先后被破格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每一次的晋升，都是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也是他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攀登的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何新的破格晋升离不开胡乔木的特批调入。胡乔木对何新的才华和潜力十分赏识，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黎澍助手的经历，也让他在学术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资源，为他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跨学科体系的学术建构

1．新国家主义经济学框架

何新在经济学领域独树一帜，秉持反新自由主义立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主张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认为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大环境下，何新却敏锐地洞察到其弊端。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强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和控制的理论工具，发展中国家若盲目遵循，将陷入经济困境。

何新提出“市场有限律”这一原创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并非无限扩张，而是受到资源、人口、消费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在一定时期内，市场容量是相对固定的，过度的生产和投资会导致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市场无限扩张的假设，为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何新的经济学观点虽非主流，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他通过撰写内参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呈递给国家决策层。这些内参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后来，他又以政协提案的形式，进一步推动自己的政策主张。他的建议逐渐渗透到国家的经济决策中，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他在1990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而非当时普遍认为的需求大于供给，这一观点为国家调整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历史考古的颠覆性研究

何新在历史考古领域的研究具有颠覆性，尤其体现在希腊伪史考辨方面。以米诺斯文明定名争议为例，传统观点认为米诺斯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之一，具有高度的文明成就。然而，何新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对米诺斯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进行了重新审视。他认为米诺斯文明可能并非如传统认知那样独立发展，而是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响，甚至存在被夸大和虚构的成分。

除了希腊伪史考辨，何新的《诸神的起源》等着作也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突破。在《诸神的起源》中，他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揭示了神话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他提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诸神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古代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神话研究中单纯从文学角度进行解读的局限，为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3．语言学与信息论融合

20世纪80年代，何新创建了新训诂学理论。当时，传统训诂学主要侧重于对古代文献中字词的解释和考证，方法相对单一。何新在继承传统训诂学的基础上，引入了信息论的方法和理念。他认为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字词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发生变化，因此在训诂过程中，需要考虑语言的信息传递和接收过程。

何新通过对古代文献中字词的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的分析，挖掘其中蕴含的信息。他运用信息论中的编码、解码、反馈等概念，解释字词意义的演变和传播。例如，他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发现一些字词的原始意义与现代意义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由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与当代语义信息论研究相比，何新的新训诂学理论具有前瞻性。当代语义信息论研究主要关注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等领域，而何新在80年代就将信息论与语言学相结合，用于古代文献的研究。他的研究为语义信息论在古代文献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三、战略思想的核心维度

1．地缘政治预言体系

何新在地缘政治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预言能力，其精准的预判令人惊叹。1987年，当苏联表面上仍维持着庞大的国家体系时，何新就大胆预测苏联将会解体。当时，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尚未完全暴露。然而，何新通过对苏联政治体制僵化、经济发展失衡、民族问题复杂等多方面因素的深入分析，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内部潜藏的危机。他指出，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政治上的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存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苏联的解体。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苏联在1991年正式解体，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

2003年，何新又成功预判了伊拉克战争。在战争爆发前，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是否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存在诸多争议。何新通过对国际政治格局、美国的战略意图以及伊拉克的地缘政治地位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准确地判断出美国为了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将会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他认为，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控制伊拉克对于美国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和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何新的这些预言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他的“资源战争论”底层逻辑。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资源是各国争夺的核心。随着全球资源的日益稀缺，各国为了获取和控制资源，将会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军事行动。这种理论为他的地缘政治预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够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准确把握局势的发展。

2．中国经济诊断模型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三个版面篇幅全文发表了何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这篇长文中，何新提出了生产过剩理论。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但何新却敏锐地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增长，导致市场上商品供过于求。这种生产过剩不仅会导致企业库存积压、利润下降，还会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如失业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等。

除了生产过剩理论，何新还提出了房地产泡沫预警等政策建议。他认为，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会导致房价虚高，形成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将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他建议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这些政策建议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人权理论的中国特色建构

何新提出了“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核心主张，这一主张在国际话语博弈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国际人权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以所谓的“普世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他们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

何新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主张，强调了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一主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国际话语博弈中，何新的主张有助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话语垄断。发展中国家可以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核心，构建自己的人权话语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平等对话。同时，这一主张也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全面、客观认识，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国际视野与智库实践

1．全球对话现场

1990年秋，何新应邀出访日本，与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何新以其独特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入剖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展现出中国学者的智慧与风采。他不局限于传统的外交辞令，而是直截了当地阐述观点，让宫泽喜一及日本政界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

1993年，日本富士电视台安排何新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进行特邀对话。在对话中，何新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进行了预测和展望。他与托夫勒观点碰撞，却又不失风度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何新在这些外交实践中运用了“反向解码”西方策略。他不盲目跟从西方观点，而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深入分析西方的政策和言论背后的动机与利益诉求。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国际交流中掌握主动，让西方重新审视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