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李玲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然而，三明模式在全国推广过程中遭遇了诸多阻力。一些地方政府对改革的积极性不高，担心改革会影响当地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部分医疗机构对改革存在抵触情绪，认为改革会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影响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状况和人口结构存在差异，三明模式在一些地区难以直接复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李玲团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对于地方政府，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让他们认识到医改的长远利益和重要性。通过提供成功案例和经验分享，增强地方政府改革的信心。对于医疗机构，加强沟通和协调，让他们参与到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他们的合理诉求。同时，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保障医疗机构在改革过程中的正常运行。对于不同地区的差异问题，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三明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在借鉴三明模式核心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本地的医改路径。通过这些努力，三明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更多地区的医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健康中国战略的擘画者

1．国家健康政策的理论奠基

2007年，李玲提出“健康强国”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医疗卫生领域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日益凸显，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同时，国际上对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健康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健康强国”战略应运而生。

“健康强国”战略的理论框架围绕着将健康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展开。它强调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福祉，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的健康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劳动力素质、经济发展潜力和社会稳定。该战略主张政府应承担起保障人民健康的责任，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李玲将健康纳入社会发展核心指标的理念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这一理念与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理论紧密相连。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健康和技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将健康纳入社会发展核心指标，意味着在衡量国家发展水平时，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指标，还要重视人民的健康状况。健康的人民能够更高效地参与经济活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健康的提升也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这一理念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纲要》明确提出了“健康优先”的原则，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在规划中，强调了政府在健康领域的主导作用，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致力于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同时，《纲要》也注重预防为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可以说，“健康强国”战略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指导方向，使其成为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

2．全民健康覆盖的制度设计

全民健康覆盖的制度设计主要围绕分级诊疗、全民医保、药品保障三大支柱体系展开。

分级诊疗体系旨在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引导患者有序就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着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责，为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和健康管理服务。二级、三级医院则主要负责疑难重症的诊治和医学科研教学。通过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例如，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诊，医生根据病情判断是否需要转诊至上级医院。病情稳定后，患者再转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康复治疗。

全民医保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重要制度。我国建立了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在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通过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高医保保障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医疗保障。同时，医保部门还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医保基金监管等措施，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医保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药品保障体系致力于保障药品的供应和质量，降低药品价格。国家通过药品集中采购、医保目录调整等方式，降低了药品的虚高价格，让患者能够用上质优价廉的药品。同时，加强药品监管，确保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医防融合机制在基层医疗的实践模式中，县域医共体建设是一个典型案例。县域医共体是由县级医院牵头，联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成的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在医共体模式下，县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资源共享、人才流动和业务协同。县级医院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负责居民的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工作，将需要进一步诊治的患者转诊至县级医院。通过医防融合，能够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

全民健康覆盖制度的实施对降低因病致贫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通过分级诊疗，患者能够在合适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避免了不必要的医疗费用支出。全民医保体系为患者提供了经济保障，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负担。药品保障体系降低了药品价格，让患者能够承受得起治疗费用。这些措施共同作用，有效地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四、社会担当与学术传承

1．政策智库的先锋实践

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在李玲的引领下，充分发挥政策智库的功能，为国家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贡献了重要力量。该中心凭借专业的研究团队和深入的调研分析，产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决策咨询报告。

在众多获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中，类型丰富多样。其中一部分聚焦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报告深入分析了不同地区医疗资源的分布现状，指出存在的不均衡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调整建议，以促进医疗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公平分配。还有一些报告围绕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展开，通过对医疗机构服务流程、人员素质等方面的研究，提出改进措施，助力提高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另外，关于医保制度改革的报告也占据一定比例，报告探讨了如何优化医保政策，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确保医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

在推动医疗信息化政策落地方面，中心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一方面，开展医疗信息化现状调研，了解各地在电子病历系统、远程医疗等方面的建设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基于调研结果，撰写详细的分析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和实践参考。另一方面，组织专家研讨会，邀请行业内的技术专家、医疗机构管理者等共同探讨医疗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通过这些活动，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医疗信息化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同时，中心还参与了一些医疗信息化项目的试点工作，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为政策的推广积累经验。

对于医养结合政策的推进，中心采取了多维度的举措。首先，深入研究国内外医养结合的成功模式，分析其特点和适用条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本土化的发展建议。其次，与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实践探索。通过实际案例总结经验教训，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践依据。此外，中心还通过举办培训班、讲座等形式，提高社会各界对医养结合的认识和理解，营造良好的政策实施氛围。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玲带领团队提出了一系列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建议。针对疫情初期暴露出的公共卫生监测预警机制不完善问题，建议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设，提高监测的敏感性和及时性。同时，强调要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确保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调配物资。在医疗救治方面，提出要加强医疗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建立分级诊疗和转诊机制，提高救治效率。此外，还建议加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挑战。

2．学术薪火的接续传承

在北大开设的卫生经济学课程中，李玲采用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卫生经济学的大门。

案例教学是课程的一大亮点。李玲精心挑选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卫生经济案例，如美国的商业医保模式、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以及中国的三明医改等。在课堂上，她引导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让学生们从实际案例中理解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案例讨论，学生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卫生经济政策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和影响，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组研讨也是重要的教学方式。李玲将学生分成小组，布置与卫生经济学相关的研究课题，如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医保制度的改革等。小组内成员分工合作，共同开展研究。在研讨过程中，学生们各抒己见，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相互学习和启发。这种合作学习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还拓宽了他们的思维视野。

此外，李玲还注重邀请行业内的专家和学者走进课堂，为学生们带来前沿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这些嘉宾的分享让学生们了解到卫生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热情。

在研究方向上，“老龄健康社会中的缓和医疗”是李玲团队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缓和医疗的需求日益增长。团队深入研究缓和医疗的服务模式、资源配置等问题，旨在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同时，结合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探索脑疾病患者的缓和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团队也开展了跨学科研究。将卫生经济学与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相结合，研究儿童早期健康和教育对其未来发展的影响。通过建立相关的经济模型，评估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成本效益，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这些教学和研究活动，李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卫生政策研究人才。这些人才具备扎实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在毕业后，活跃在卫生政策研究、医疗卫生管理等领域，为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李玲的学术传承不仅体现在知识的传授上，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成为卫生政策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